捡拾物品是否构成犯罪

[案情介绍]
　　近日，检察院向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，指控老刘在旅客列车上，趁旅客杨先生转身取行李之机，将其放在座位上的一架照相机和一部手提式喊话器盗走，价值1700余元。

　　庭审中，老刘对盗窃罪的指控提出了异议，认为相机和喊话器是自己在车厢内没人的情况下捡的，不是偷的。失主杨先生的出庭证词表明，他们所在单位组织职工去野三坡风景区旅游，回来时乘坐了火车。当时，他作为活动的负责人，为保障人、物的安全，就将喊话器和照相机委托赵先生照看。赵先生将喊话器和照相机用背带连在一起放在了座位下面。列车到达车站时，赵先生见杨先生还在车上就先行下了车。杨先生帮其它同事从行李架取了行李后，回身扫视了车厢一眼，没有看见人，也没有看到遗忘物，也就下了车。由于要安排第二天的工作，杨先生在站台召集大家时才发现喊话器和照相机不见了。后来听同事讲，下车时曾看见一个盲流挤上了车，于是，杨先生将情况向车站派出所作了报告。此外，和老刘一起捡破烂的老单作证时说，老刘曾告诉他捡到了东西，他劝老刘，如有人找他，就将东西还给人家或交给公安。

[案情分析]
对本案如何定性，合议庭产生了三种意见。

　　第一种意见认为，被告人老刘在列车抵达车站，旅客尚没有完全下车的情况下挤身上车;在明知旅客没有远离，有可能回身寻找物品时，窃取物品，逃离车厢，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条件，应按盗窃罪论处。

　　第二种意见认为，被告人老刘有见财起意的动机，但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失物是物主所控之物，也不能确定被告人有乘人不备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情节，其提请审判的证据链存在严重瑕疵，故应疑罪从无，认定老刘无罪。

　　第三种意见认为，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链不能推出被告人有罪的唯一结论。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条件。且事主人、物分离，被告人取得财物之时，并没有使用秘密窃取的手段，财物的取得属于不当得利，应认定老刘无罪。

　　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。

　　对第一种观点，杨先生曾表明，他下车时，没有看到车厢里有人。可见，人物分离在先，被告人老刘取得财物在后。笔者认为，认定老刘犯有盗窃罪，首先要有证据证明老刘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。而构成盗窃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采用了秘密窃取的手段，盗窃了他人控制范围内的财物。从本案盗窃的客观方面看，无论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都不能证明老刘实施了犯罪行为，也不能证明老刘是在“失主”控制或保管范围内，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取得的他人财物。因而，不能认定老刘犯盗窃罪。

　　对第二种观点，“疑罪从无”的前提是被告人有罪，只是由于控方不能提供确实、充分的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时，才由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。此诉讼原则的一个附加条件是，如果以后收集到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时，仍可以重新起诉。本案失主、老刘同伴的证言都已到案，不存在证据不能提供或者证据尚没有穷尽的问题，而恰恰是证人证言、失主出庭作证的陈述，为确认老刘无罪提供了有利的证据。因此，本案不应以“疑罪从无”对老刘进行无罪认定。

　　本案失主杨先生误以为物品由赵先生保管，列车到站赵先生必然会帮他将东西带下车，因此造成事实上的人、物分离，而老刘恰在此时拾到了遗忘物。对此，从“物”的角度客观地分析，失物对物主是遗忘物，而对老刘来讲则应视为无主物。尽管老刘在取得此物的整个事实过程中，有见财起意的心理反映，但其行为不属于我国刑法的调整范围。

[案情结果]
本案经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审理，在合议庭作出宣判前，公诉机关提出了撤诉申请，法院裁定准许。

[相关法规]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92条规定，没有合法根据，取得不当利益，造成他人损失的，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。“不当得利”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，有损于他人而自己获得利益的法律事实。不当得利人应将其所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。不当得利的性质属于法律事实中的事件，不当受益人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的事由而发生，它不在于制裁受益人的得利行为，而在于纠正受益人不当得利的不合理现象。所以，我国民法原则规定：只要有不当得利的事实存在，就必须予以纠正，不需要追问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如何。本案中，老刘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，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，应属不当得利。此外，我国刑法规定，将他人遗忘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，且拒不交出的，按照侵占罪予以处罚。本案中，如果老刘拒不交出他人财物，应以侵占罪提起刑事诉讼。但老刘不存在拒不交出捡拾物的情节，不应作侵占罪对待，不能认定为犯罪，不能以刑法惩戒，其行为只能由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。